我的七年德國生活

天 嬰

（發佈時間：2008年5月4日）

七年的時光過去了,一個初生的嬰兒也是到了該換乳牙的時候了.

一瞬間, 我已經在德國度過了七個年頭。

為什麼要到德國來？這也是我多次被西方學員問的一道題，我也自問過，一位台灣學員說：「天嬰，你曾經有兩次是德國人，為什麼今生不是直接投胎到德國，而是先投胎到中國，再到德國？」

是啊，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但這種安排肯定有它的意義。幾年下來，這個答案越來越明瞭了。

我今生投胎為中國人，是為了能在古文化根基濃厚的中華大地上學到最神秘莫測的氣文化和東方的哲理。在成人後，又帶著播種、弘揚氣文化的使命來到西方工業化國家，同時，又學習異域他鄉的文化、思想。

七年來，我走過了一條路，這條路是我對不同的文化、宗教理念、習俗，還有思維方式從衝撞、認同、到學習的一個心路里程，還使我學會了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來看待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差別和各自的利弊。從中不斷學習，提高自身對人生、世界的認識。這種「以人為鏡」不僅可以明得失，更是彌補自身靈魂缺陷，修復、充實、完善自己的機會。現在，我的體會越來越深。

可以說，在十多年前開始走上靈修道路時，纏繞我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提升自己。我一直努力朝這個方向精進，可除了每天忙忙碌碌幫助一個個病患者和求助者外（當然，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會有不少的心靈感悟），我無法獲得讓自己滿意的答案。

在西方世界的七年裡，生活與工作的壓力，思維方式、生活環境的不同，使我遭遇了各種酸甜苦辣。磨難，可以毀滅一個人，也可以成就一個人。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我不時地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望著那走得磕磕碰碰、深淺不一的腳步，我終於比以往多了些感悟。付出與獲得是同樣的珍貴。

我特別珍惜在德國七年間所獲得的一個個無比珍貴的禮物。我將它稱作是上天給予的獎賞。雖然我還有不少缺點，但仁慈的天神們寬恕了，依然賜給我禮物。還有來自東西方的學員們，十多年來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幫助。在一次聖誕演講上，我對跟隨我多年的德國學生們只講了一句話：「謝謝你們，謝謝你們陪伴我一起成長！」沒想到，這句話引得台下幾位學員淚眼婆娑。

日耳曼民族如同世界上其他優秀的民族一樣，既有它的弱點，也有光輝燦爛的一面。他們身上的許多優秀品德，正是我的靈魂上要修正的缺陷。神就這樣天衣無縫地安排了一切，使很多修正工作在自自然然中發生了。

剛到德國的半年裡，第一次使我心靈發生強烈撞擊的事情就發生在我就讀的語言學校裡。那個極為認真的老師，每天總是在開課前至少提早10多分鐘就已經在教室裡等候他的學生了。一天，他給我們上了不同尋常的一課，那就是介紹德國的二戰。老師很沉痛地介紹這場災難。二戰，無疑是德國人心靈深處最痛的傷疤，誰都不願意揭自己的傷疤。這使我很吃驚：他為什麼會給這麼多來自世界各國，抱著對德國敬仰的年輕人去揭自己民族的傷疤，而不是給自己民族臉上多塗些「金」？

我好奇地想知道是否還有其他的老師這麼做，便去詢問其他班級的學生，才知道這是統一的。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也很重視面子問題，可德國人為什麼要真實而不要所謂的「面子」呢？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這麼做的結果如何呢？他們這麼做，真的會丟德國人的面子嗎？ 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了。

為了尋求答案，我有意識的多次與德國學生談論二戰的話題。我發現，年輕一代人也對自己的民族發動的那場戰爭抱著深深痛悔之心（新納粹分子是極為少數），雖然那是他們爺爺輩發生的事情。正是這種面對自己的歷史，忍痛解剖自己的民族，終於能夠重新矗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又獲得了世人的尊重。

先哲曾子云：「吾日三省吾身」，可這樣的警言被好多中國人丟棄，而我卻從德國人身上看到了。

在一次次天功的信息病修煉班上，當老師們提出要學員懺悔，最好能跪下。通常只有幾位年紀大的，因腿腳不便而坐著以外，一百多位學員嘩嘩的一大批跪下來。這個場面往往特別感人。

更令我感動，並終生難忘的一件事是：2005年我們應邀來到德國西部一座小城講學。天功學員康南也來了，他是博士，也是一位中學校長，同時還是一位納粹英雄的兒子。這位納粹英雄已經90多歲了，可過的是痛不欲生的日子。康南患的是一種世界上極為罕見的疾病，大概目前在全球發現只有幾十例。他渾身抖動，疼痛不已，基本散失了生活的自理能力。每隔幾天就要去醫院做一種特殊的治療，而治療只能幫助他減緩一時的痛苦，但每次的治療費用卻高達3000 歐元。雖然保險公司為此承擔了所有費用，可這種痛苦對於一名正值壯年的男子來說，是難以承受的。在天功的「信息病修煉班上」，他表示完全理解並相信因果學說。課後，他獲得出人意料之外的極大程度的康復。他的治療停止了，能自己開車了。當他聽說我們到西部上課，就特地趕來了。

小鎮很美麗，可事實上卻是一座「鬼城」。在這個只有2萬多人口的小城裡，沒有打廣告，天功的信息病修煉班就來了70多位學員。來的人都有過不同尋常的體驗，甚至是難以言表的痛苦。正當我們尋找這背後的原因時，康南博士一言道破了這其間的因果。

他介紹道：在這裡附近70公里的埃姆思河岸，曾經有15座納粹集中營，這座小城原來就是沼澤地，當時的犯人被強制在這裡勞動，而建造出來的一座城市。可以說，這座美麗的小城是構築在一個民眾被奴役、人性被剝奪的充滿了無盡悲哀的基礎上。

二戰結束後，原來的集中營痕跡不留地被消除殆盡。那時的康南正是青春年少，意氣風發，與生俱來的正義、良心使他和他的同伴們不願這麼輕鬆地讓二戰與集中營只變成教課書上的幾頁文字。他和一批年輕人絞盡腦汁地尋找當初集中營的蛛絲馬跡，一次次與政府抗爭，籌建博物館，為的是不要把這段歷史很快地被掃進垃圾場。就這樣，在這個小城建起了一個有關集中營的博物館。

他說：這個博物館的館長就是他的朋友，週末我們上完課後就去參觀博物館。

可次日，他卻帶來了很遺憾的消息：我們上課到下午5時，可博物館只開到5時半，而這位館長5時半以後有朋友約會。我們想，能看多少算多少，一切順其自然。沒想到，這位館長為了能親自給我們做介紹，特意將自己的約會取消了。

當我們走出令人窒息的博物館後，康南博士講了一段讓我一輩子都難忘的話。他說：你們看，我們給這個世界帶去了什麼？帶去了那麼多的災難，而你們，來自中國的大師們給我們卻帶來了這麼好的禮物……

他的話使深深觸動了在場的每個人。可以說，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宗教、每一個政黨、每一個團體都有做錯事的時候，可真正像德國人如此反省悔改的，有幾個呢？我們都不是聖人，上天也允許我們犯錯誤，主要的是如何能不再重犯。後事不忘，前事之師。

1972年，勃蘭特總理的華沙一跪，震天地，泣鬼神。在這片產生勃蘭特的土地上，他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一批批勃蘭特們在經歷慘痛的二戰以後痛定思痛，從而使日耳曼民族重新崛。

在反思對照中，我也越來越明白了悔改的重要性。

無論是一個民族、一個人，還是一個團體、一個宗教，如果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的歷史，也不會有真正的未來；如果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的古人，也就無法面對自己的子孫後代；如果不能面對自己內心的灰暗，也就無法獲得內心真正的安詳和自在。所以，悔改就成了是每一位天功修煉者的每日必修課。

環保是德國人非常重視的一個題目。美國前總統戈爾的關於地球危機的紀錄片《不容忽視的真相》，一位中學老師告訴我說，環保局購買了6000盒DVD，讓全國的小學生都要看，瞭解地球的環保問題。德國早在去年初就動員民眾要使用節能燈泡，要較少外出度假，要多坐公車的建議。幾年來，我們走了世界很多國家，在現代社會裡，像德國人如此重視環保的民族卻不多。二十多年前德國就已經開始了垃圾分類。這項政策的實施是需要全民族的公德意識的培養。在德國，垃圾分類是一件很細碎的小事。垃圾分成：食品、包裝品、紙張、電器，包括電池等都有專門的廢物回收場所。如果一件要扔的廢物裡面，剛好既有紙張的成分，又要塑料包裝皮，那麼德國人會怎麼扔它呢？他們會把塑料包裝皮與紙張分開，然後將紙放到專門的箱裡，塑料皮就被扔到放包裝物的垃圾箱裡。事情雖然小，可需要人的責任感和義務。這樣的事例在德國人普遍的。天功學院搬家時，我們買了幾個新櫃子。每個包裝紙盒外面都有些粘膠帶。德國的義工們很認真地將包裝紙盒外面的膠帶一一撕下，然後進行分類。 從德國學員身上我學到了好多寶貴的東西。可謂：老師塑造學生，學生塑造老師。

還有德國人的認真，也是世界聞名。這種認真嚴謹使德國人能生產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汽車。 領教這種認真，在天功學院建院初期有兩則故事：托瑪斯的功徽套和多莉絲買花。這些生活中的小事，給我們這些來自東方的老師們上了一堂堂生動的課。六年多前，那時我們出差到外地時，經常隨身帶著天功的薄膜大功徽，以掛在課堂上。德國學員托瑪斯看到後，想給大功徽做一個套，以免在帶來帶去的路上，將功徽損壞。我說好的。在我想像中，這個套應該用塑料或者布製成的。可誰知，三周後，托瑪斯拎來了一個他親手製成的「套」：用木板製成的八卦形的，上面還有把手，兩側還可以上鎖。做工如此精緻，以致後來我們在機場托運時，這個功徽套都會被當作藝術品而要走專門的運輸通道。我對托瑪斯說：這也太認真了。托瑪斯說：「我在製作的時候，雖然花了一點時間，可做好了，這一件東西可以用一百年啊！這反過來就是節約了。」

一想起這個故事，我便會想起中國人喜歡的急功近利。樓房還沒有蓋好，已經開始漏水了。橋樑造好了，剛做完驗收，卻癱了。這樣的報道在最近幾年來層出不窮。我在中國的住房是30年前造的，搬進後的次年牆上就出去裂縫，後來每隔幾年就需要裝修，不是這裡漏水，就是那裡出了問題，現在早已破爛不堪。而相比之下，德國一百多年前的房子還可以住人。這就是慢則快，快則慢。

2003年我們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島上課。開學典禮前，我們請德國學員多莉絲買一束放在主席台上的花。我交待完後，便安排其他的事務了，可多莉絲還一直站在一旁看著我與他人說話，等我與他人談完話後，她上來問我說，她還有幾個問題。我心裡想：買花不是很簡單嗎？怎麼會有那麼多問題呢？多莉絲便一一道來她的疑問：首先，她要知道桌子檯布的顏色和桌子的高度，她還要知道坐在主席台上的是哪幾位老師，他們上課時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這樣才能知道買什麼顏色和高度的花合適。我一聽，可真服了。他們可真會思考問題，一件小小的事，都要考慮得很周到，一點也不含糊。這就是德國人的性格。

前年，房東要給我們造陽台。我又有了一個觀察他們處事的機會。房管公司早幾天就通知我們某一天在家等待。一早，我們便趕在工人來之前將客廳所有的傢俱披上布，以防灰塵。誰知，這一切都是多餘的。門打開後，進來的工人手裡拿了一塊地毯，一路鋪過去，腳就踩在地毯上走到客廳，然後在要打洞的地方的天花板上掛了一個很大的類似圍布的東西，這樣打洞冒出來的灰塵就不會影響到房間其他地方了。打完洞後，第一批人就走了，緊接著門鈴響了，來的是第二批扛著玻璃門的工人。他們熟練的將新門裝上後，又走了。離開前告訴我說，還要來人。第三批敲門進來的是擦洗工，雖然只是擦擦洗洗，可也看得出來，做得很到位。最後來的是給門裝鎖的人。整個上午，我就在客廳裡觀察他們，讓我這個來自東方的「劉姥姥」看得入迷。計劃安排得那麼周密、嚴謹，一環扣一環，工人們幹起活來，看上去都是受過專業訓練。他們很有禮貌，沒有人會將腳踩在地板上以給主人貼麻煩。我給他們遞水，他們都婉言謝絕。走時，很有禮貌地說再見。

在德國的七年裡，生活教會了我學會更多的思考，學會容納、吸收其他文化，學會要謙卑、反省和悔改自己。我不會再像小時候所受的教育那樣，每天沉浸在「只有中華民族才是最偉大的民族」的情感中，去自我陶醉。自以為偉大，實際上則是封閉、倒退。不管是群體還是個人。只有懂得謙卑者，才是偉大的。正如耶穌說的，要馴服，要謙卑。像老子說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獲得真知，認識真我的意義。

（此文寫於2007年6月，修改於2008年4月）